深圳罗湖区环境保护与水务局原副局长叶军于去年9月因涉嫌受贿被刑拘，检方指控其收受贿赂64万多元。该案于上周五在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。庭审时叶军承认全部指控，叶军的辩护律师出具叶军单位出具的“求轻判”证明，证明意即叶军平素工作勤勉，希望法院从轻判决。（10月21日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
　　政府机关发公函为贪污犯求情，这可能是群众最反感、最不齿的事。但遗憾的是，尽管公众拍砖的声音震天响，但公函求情的桥段，却如打不死的“小强”，从未离开过公众的视线。比如2014年11月，凤阳县国税局以“表现优秀”“工作表现突出”为由，建议法院对涉案副局长从轻处罚。

　　公函求情，无疑有贪官私利绑架公权的嫌疑。因此，不免衍生出各种“负面联想”。比如，公函求情是藏着私心、牵扯腐败，试图用权力“保租护租”等等。应该说，这些担心并非是杞人忧天。但我认为，公函求情并不能与官官相护、“以权护腐”直接划等号。试想，假若相关单位领导真想干预司法判决，留下求情公函岂不是授人以柄？哪有私下打招呼、递条子安全？而且，从以往判决结果看，公函求情很难让法官“高抬贵手”。即使单位领导有牵连，也没必要冒“干预司法”这个大不韪。

　　既不是有意触碰司法红线，也很难为贪官免责，可公函求情又为何屡屡上演呢？其实，大多数求情公函的成因并不复杂。有一些官员，他们在上级眼里是工作勤恳的业务骨干，在下级心中是平易近人的好大哥，在外人眼中是干起事来一丝不苟的好干部。在工作中勤勤恳恳、业绩不断。可突然某一天，却因严重违纪、贪污公款被逮捕。这样的“好官”落马，让人唏嘘不已！于是，在家属的恳求下，在同事的期盼中，情感僭越了理性，公函求情应运而生。

　　出现公函求情，一是因为贪官的演技太高、伪装太好。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政治生态的问题。具体而言，就是部门单位的干部评价不科学。简单的用同事评价替代群众反应，用GDP数据替代全面评价。让一些善于伪装的人，“混”成了好干部。以本案为例，叶军所谓的“勤恳”，就是能拿下梧桐山征地拆迁这个烫手山芋。这在领导、同事眼中就成了好干部。而至于过程中存在篡改深圳市政府的会议精神、谋取私利等问题，却没人注意。

　　可见，公函求情是政治生态被污染的投名状。公函求情打不死，是因为政治生态还在“污染中”。因此，我们要消灭公函求情，首要是清除不良的整治生态。唯有整治生态清平了，干部评价科学了，公函求情自然会偃旗息鼓。